作者: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 鄧宇
美國過度金融化、產業空心化和政治極化,導致該國經濟的競爭優勢下降
近期,世界各國密切關注美國經濟可能陷入衰退的動向。目前,美國正遭遇較長時期的高通脹壓力,雖然憑藉美聯儲貨幣政策及美元體系能夠短期內防範經濟「硬着陸」風險,維持一定的增長韌性,但能否扭轉長期的衰落態勢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以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在應對短期危機時具備較豐富的政策工具,而美國自身也擁有比較強的經濟韌勁,在財政赤字和寬鬆貨幣政策上具有其他經濟體所不具備的優勢,因而能夠持續較高的經濟增長水平和社會福利。
然而,近20年來,美國的政策短視、政治「極化」以及保護主義思潮等現象日益突出,而且在應對各類危機時的治理水平均在下降,美國所依賴的國際治理體系正失去國際公信力和競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美國雖然依靠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寬鬆貨幣政策獲得了喘息的機會,維繫了一段較穩定的增長時期,但這一模式具有「雙刃劍」的政策效應,而在全球新冠疫情時的再次大規模經濟刺激儼然超出預期,未來可能要數年時間來消化和治理這些政策副作用。應該看到,美國經濟的競爭優勢正處於下降的態勢,過度金融化、產業空心化、政治極化將可能是壓在美國經濟頭上的「三把利劍」。
增長韌勁靠三招支撐
21世紀以來,美國抓住全球化興起的發展機會,利用先發優勢和由其主導的國際規則體系,建立獨特的競爭力。總體來看,美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和增速均位於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2021年GDP總量突破23萬億美元,穩居各國和各地區之首,人均GDP超過7萬美元,分別較2001年大增117.4%及89.2%。反觀歐元區、日本以及英國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美國經濟表現出一定的復甦增長韌勁。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構建居於主導地位的國際規則體系。二戰後以及冷戰結束,美國創造了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在大國競爭中保持領先優勢。美國憑藉一手構建的國際經濟、貿易、金融及科技體系,不僅創造了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而且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國際分工優勢,維持經濟發展優勢。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佔有主導地位,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進而能夠左右世界經濟走向,維護美國經濟利益。
二是依託跨國資本在全球市場進行投資布局。20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美國既面臨蘇聯爭霸,也遭遇德國、日本等國競爭。對此,美國大搞軍備競賽,在全球極力推廣經濟金融自由化政策,並實施「長臂管轄」打壓德、日等競爭對手。同時,美國依託發達的資本市場和美元國際支付結算網絡,大力支持美國跨國企業在全球投資布局。這些跨國資本不僅掌握全球資源,而且通過資本布局影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
三是憑藉全球金融網絡主導國際金融市場。美國在二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後鞏固了以美元為主導的全球金融網絡。美國不僅通過美聯儲貨幣政策影響國際金融市場,而且憑藉主導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以及石油美元回流體系攫取巨額利潤。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全球新冠危機期間,美聯儲推行大規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加大實施財政赤字貨幣化。這些不負責任的激進政策,在挽救美國經濟的同時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效應,造成全球經濟衰退。
但是,2001年以來美國的經濟增長並不強勁。2001至2021年美國GDP實際平均增長率約1.9%,GDP總量佔世界比重從2001年的31.5%,下降至2021年的23.9%。同期,新興經濟體的GDP實際平均增長率5.3%,GDP總量佔世界比重從2001年的20.6%,上升至2021年的42.2%。貢獻度方面,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從高峰期的40%以上,已經下降至2021年約18.9%,而新興經濟體的貢獻度達43%。不難看出,美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較強的實力和規模,但無法阻擋走弱的趨勢。
兩年多來,美國經濟的表現總體上保持相對穩定的復甦,較歐元區、英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而言,美國的經濟增長還算不錯。2020年GDP收縮3.4%(同期日本、德國、英國分別下跌4.6%、3.7%、9.3%),2021年則增長5.7%(日本、德國分別增長1.7%、2.6%),可見美國經濟復甦勢頭較強。從採購經理指數(PMI)數據來看,2020年6月至2022年10月,儘管美國經濟遭遇新冠疫情危機以及俄烏地緣政治衝擊,但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顯示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MI均維持在榮枯線以上水平。
過度放水激發高通脹
但是,上述數據僅為美國的宏觀經濟表現,仔細分析其中的原因不難發現,美國的經濟結構較為特殊,主要以消費和金融服務為主,前期特朗普政府和現今拜登政府均實施多輪財政刺激政策,甚至直接派發現金,通過財政救助企業和居民家庭,催生了消費復甦反彈。同時,美聯儲的超大規模貨幣供應則為市場注入了流動性支持,刺激了資本市場的「繁榮」。然而,短期刺激政策雖然立竿見影,但後續的副作用和溢出效應將可能超出政策預期,高通脹即是重要的表現。
物價方面,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從2021年1月的1.4%,一直升至2022年6月的9.1%,10月仍維持7.7%高位。貨幣政策方面,2022年3月以來,美聯儲連續4次大幅加息0.75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升到3.75至4厘,為1980年代以來加息節奏最快、幅度最大、頻次最高的加息周期。隨着貨幣政策進一步收緊,實際利率上行,居民家庭和企業部門的借貸成本也在走高。受此影響,預計年內美國的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MI指數可能雙雙降至榮枯線以下。
從經濟增速來看,美國2022年首三季的經濟增長率基本維持在正增長,由於經濟復甦主要依靠前期大規模刺激政策,供給層面並未完全改善,未來產出缺口可能擴大,預計高通脹壓力將趨於緩解,但可能不會很快回落。此外,地緣政治、產業鏈供應鏈、能源等結構性因素仍可能對通脹走勢帶來不確定性。IMF預測,美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速將分別下降至1.6%、1%。綜合分析來看,美國經濟未來2至3年內出現衰退的可能性較大,有可能出現較高通脹和低增長乃至負增長的「滯脹」局面。
無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還是2020年全球新冠危機,美國經濟在陷入短期衰退後很快修復,也是較快走出衰退陰影的發達經濟體之一。但是,從21世紀頭20年來看,美國經濟已經處於一個發展趨緩、全球比重下降的態勢,凸顯了美國經濟衰退的趨勢在增強,而且美國經濟內生性增長的缺陷和累積的風險不應被忽視,其中包括持續攀升的債務規模以及超大規模的寬鬆貨幣供應,未來將面臨的中長期風險挑戰可能超出美國所能承受之重。
中長期面臨三大矛盾挑戰
中長期來看,美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三個層面的矛盾:
一是保護主義政策與自由貿易的矛盾。回顧歷史可知,美國正是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全球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全球資源配置等有利條件促成了美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但是,近年來,美國卻開始走上全球化的對立面,保護主義成為美國經貿的主基調,出口管制、經貿制裁等各類保護主義政策層出不窮,不僅破壞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而且抬高了貿易成本。從這一點來看,美國經濟將無法獨善其身。過去美國經濟所依賴的低成本資源能源和工業及消費品,未來將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價。此外,近幾年出現的區域貿易和能源貿易「去美國化」趨勢,例如備受矚目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均沒有美國的主導參與,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折射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困境。
二是金融過度發展與產業回流的矛盾。美國的經濟結構較為特殊,主要以金融服務和消費作為發展動力。以2021年美國經濟數據來看,消費總額佔GDP的比重高達82.6%,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較高,而金融和製造業對實際GDP增長的拉動作用為1%和0.7%,金融業與房地產行業的GDP佔比超過20%。雖然美國極力倡導產業回流、製造業回歸,但過度金融化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導致美國產業結構嚴重失衡。
三是財政赤字與貿易赤字的雙重矛盾。研究美國經濟繞不開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雖然1971年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但美元卻並未喪失主導地位,美國經濟憑藉這一獨特優勢維持數十年的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時至今日美元所面臨的「特里芬難題」並未得到解決,美國反而以此獲得了更大的經濟利益,財政赤字貨幣化和巨額貿易赤字得以維繫。數據顯示,2021財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高達2.77萬億美元,貿易赤字近8600億美元,且債務規模突破了30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超過130%。同時,美國的廣義貨幣增量大幅增加,佔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71.6%上升至2020年111.5%。經驗證明,債務驅動型經濟模式將很難持續,長此以往將很難保證不會引發劇烈的債務危機。
展望未來,美國經濟將很難再受益於過去由新興經濟體提供的大量廉價能源、工業製造和消費品,也不大可能在國際經貿體系中佔據絕對的優勢地位。一方面,美國的「逆全球化」政策正在不斷削弱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國際分工基礎,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美國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上履行國際責任的能力在下降,且逐漸喪失國際公信力。此外,美國自身的經濟發展模式將可能難以可持續,嚴重依賴債務驅動和寬鬆貨幣政策支撐的美國經濟將加速「金融化」和「泡沫化」。同時,科技創新動力不足、保護主義貿易政策以及歧視性產業政策將反噬美國的傳統競爭優勢,引發更強烈的「去美國化」潮流。儘管短期內美國依靠政策調節仍有一定的迴旋空間,「硬着陸」的可能性不大,但短期衰退的概率卻在增加。長期來看,未來美國陷入長期衰落的趨勢在增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選自: 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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